【大集视点】猪场拆迁的两大类型
| 招商动态 |2016-06-29
猪场拆迁的两大因素
从2004年开始,生猪产业的供求因素发生质变:生猪价格预期和全球玉米饲料价格扰动显著相关,这就是著名的"猪周期"现象。到2006年农业税取消,屠宰税暂行条例废止。地方财政与生猪屠宰环节脱钩。为了减少预期因素对生猪生产的周期性影响,同时补偿地方财税损失,稳定价格水平,中央政府和财政部开始通过政策指导、价格补贴和产业政策等综合措施,广泛影响生猪产业。
其中最为典型,影响最大的是两种财政专项补贴政策。2006年国家推行畜牧良种补贴政策,对项目省养殖场购买优质种猪精液或者种公羊、牦牛种公牛给予价格补贴,生猪良种补贴标准提高至每头能繁母猪40元。2007年,中央财政每年安排25亿元在全国范围内支持生猪标准化规模养殖场建设。这两项政策的推动鼓励下,中国各省的规模化养殖水平迅速提高,2013年仅出栏500头以上的养殖场超过25.5万个,生猪规模养殖比重达40.8%,比2007年提高19个百分点。2013年全国猪肉产量5493万吨,比2007年增长28%,年均增长3%。
这一时期,中国规模化养殖猪场建设,总体上处于大规模扩张期。各省大量圈地,占地,修改规划,开工新建、扩建、改建规模化猪场,补贴扶植本地生猪养殖大户;各地政府招商引资,通过提供税费优惠,"龙头企业+政府"或"企业+农户"合作形式,培育生猪产业基地,良种、特产品牌,使生猪养殖产业区域竞争走向白热化。其中雨润、大北农、双汇、中粮、正邦、天邦等和地方签订的20万头规模以上生猪现代化养殖项目热潮,一直持续至今。
从2008年起,国家推进生猪的标准化规模养殖,对年出栏500头以上、年存栏200头以上的养猪大户给予项目支持,补贴优先用于粪污处理设施建设,养殖场必须达到"粪污无害化"。但是该项目每年仅支持1000户左右的养猪大户。到2009年猪肉价格下降,养殖户亏损增多,养殖户退出市场。同时房价开始上涨,大量的退出猪场用地改变为建设性用地。
在2011年之前,中国猪场拆迁,主要是围绕土地和资源本身展开的建设性拆迁,主要发生在相对"不发达"的地区或发达地区的落后地区。
2011年之后,中国猪场拆迁终于开始出现了质的变化。美丽中国的蓝图规划,导致规模化畜禽养殖的污染负面影响空前暴露。由此,以治理产业污染,同时不影响生猪产业发展的双重目标的猪场拆迁,逐渐在中央政府、学界和舆论界取得共识。
拆迁的类型主要是两种
1、征地拆迁。包括著名的农妇拆迁自焚案,猪场只是一般的违章建筑,并未触犯任何法律法规,列入地方政府征地项目的建筑附属物赔偿范围。这种拆迁,实质是地方在农业用地和住房建设用地上的资源竞争,突出的表现为城市房地产圈占耕地。目标并不指向生猪养殖业本身,而是一切耕地资源。一旦耕地红线逼近,这种拆迁也走向尽头。
2、地方出于招商引资考虑,单独制定地方性环保行政法规,对水源区和建成区的畜禽养殖限制。广东省惠州和增城于2007年-2011年的数次猪场拆迁,均属这类。其划定各种关于东江流域水源地"禁养区"规定、政策制定主要出于保证下游香港水源安全特殊考虑。实质是公共资源如河流,空气,渔场等的外部性影响。它本身是一种非市场性的行为,同样目标不指向生猪养殖业。实际上,按照国际和国内环保法立法中生态公平的原则,下游水源地,负有对上游生态经济补偿的责任和义务;拆迁的最终经济损失,由下游支付。当外部压力减小,这种拆迁自动停止,时断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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