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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是目前中国经济学家中最孤独的一个。”财经评论家水皮这样界定林毅夫并非因为他显赫的成就：出生在台湾地区，横渡海峡到大陆，北大毕业后留学美国芝加哥，第一个回国创立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前身是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林毅夫自成一派。

有人给林毅夫贴上“政府派”标签。他不生气，也不去理会别人的评价，“我知道我是按我对问题的分析和研究而提出看法的独立学者”，他的立场从未变过。林毅夫喜欢谈问题，该批判时批判，但不会为批判而批判。他推崇独立研究和思想解放，不预设立场，只就事论事。

林毅夫自觉“处在一个严峻经济的时代，不能辜负这个时代”。作为经济学家，他提倡透过现象了解本质。他的逻辑很简单，“新的理论总是来自于新的经济”，中国改革开放后的高速增长，“是人类历史上不曾有过的现象。”这足以支撑一套完整而崭新的理论体系，以中国的视角认识世界、改造世界。

林毅夫还有更大的目标：推动中国成为新的世界经济理论研究中心，“世界经济的主要中心转移到中国，不可避免，世界经济学的研究中心转移到中国，也不可避免，我们自己要有信心”，他乐观估计这个时间点是2030年。

”

清明前一天采访林毅夫。温润的空气湿漉漉，林毅夫办公室门前的二乔玉兰正值花期。偶尔风吹花落，勾起无限思绪。

林毅夫坐在沙发上，谈起新结构经济学，滔滔不绝。他的同事、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薛兆丰说，“他（林毅夫）就是有一点，百折不挠，看准了一个方向，一门心思”，“在我和他有限的接触里面，他只讲经济学，（其他）什么都不讲的，你们试试和他讲点别的看看。”林毅夫本身就是一个传奇，“是大时代就会创造出的很厉害的人物”，一位同行总结。

“或许是目前中国经济学家中最孤独的一个。”财经评论家水皮这样界定林毅夫并非因为他显赫的成就：出生在台湾地区，横渡海峡到大陆，北大毕业后留学美国芝加哥，第一个回国创立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前身是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林毅夫自成一派。

北大镜春园之北、万泉河之南，林毅夫带着一帮年轻的经济学家从1994年扎根于此，研究中国经济和中国经验。他以朗润园为家，大部分时间都在此度过。在这一方小天地里，林毅夫结合中国改革开放经验，成功提出一套崭新的发展经济学理论——新结构经济学。这套新理论将为全球发展中国家寻求适合本国发展的道路提供理论支撑。

时至今日，朗润园早已成为与中国经济改革联系最紧密的地方之一。

一次对话

3月24日晚间，比尔·盖茨在北京大学发表了以“中国的未来：创新慈善与全球领导力”主题演讲。林毅夫主场主持了和他的对话。此前，林毅夫已经连续上了5小时的课，第二天还将飞博鳌参加博鳌亚洲论坛，第三天飞阿布贾。他的行程一向如此紧凑。

比尔·盖茨说，全世界的目光都在关注中国，“中国不仅在解决国内问题方面努力取得新突破，也在利用其对抗贫困和疾病方面的经验帮助其他国家应对类似挑战。”林毅夫在创办国发院之初就考虑到，中国迎来了难得的发展黄金期，就像一个亟待开发的富矿，然而西方主流经济学家看不懂中国经济，更没有办法总结很多规律性的问题形成中国经验，而很多中国学者又只是照搬西方的东西，没有自己的深入研究。

中国经济问题有中国特色，也受世界格局影响。大家都非常关注中国经济发展的态势，“我们对2017年的经济增长目标是6.5%左右，给自己留点余地”，林毅夫说。从2010年至2012年，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变缓，这种现象是改革开放以后从未有过的，尤其是2016年增长率6.7%创下了1990年以来的历史新低，“中国经济在2017年是不是真正地达到L型的底部，会不会再下滑？”

2008年6月，林毅夫履新世界银行，当年9月分爆发了经济危机。刚开始，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专门讨论过“这场危机到底会怎么演变”，当时大家的判断是相对乐观的，“（觉得）持续的时间通常是三季度。”历史上来看，2010年美国互联网泡沫破灭促进了美国经济的发展，所以世界经济学界普遍认为发达国家的宏观经济足以应对这次冲击。林毅夫是少数派，“（我在）当时判断认为是长期危机”，“现在看来是正确的。”

根据世界银行预测，美国2017年经济增长速度可能达到2.2％，2018年达到2.1%，2019年达到1.9%，“但是我们知道发达国家包括美国，过去平均每年的经济增长速度是3%到3.5%”，“正常增长的速度都没达到，所以并没有复苏。”欧元区也是这样的情况，“发达国家发生的情形一定会影响发展中国家。”

林毅夫提出，发达国家应该听听中国经济学家怎么说，“当一个国家爆发危机，一定有内部的结构性问题”，这一点中国经济学家看到了，结构性改革成为热门话题。林毅夫提供的思路是，“用基础设施投资创造需求，创造就业。”他的逻辑是，基础设施投资是增长，提高经济增长潜力，恢复正常增长时，财政税收就会增加，这时反过来可以偿还基础设施投资造成的空白。林毅夫曾经做过一项研究：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每投资一块钱，就能增加7毛钱的进口，其中3.5毛钱来自于发达国家。从2009年年初开始，林毅夫就倡导全球基础设施建设，以应对这场自上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一次金融经济危机。可惜当时响应的人极少。

不过从近两年开始，意识到基础设施投资重要性的人越来越多。G20峰会也将其作为一个里程碑议题，“不仅是奥巴马赞成这个观点，现在特朗普也赞成这个观点。特朗普上台以后他现在讲在美国的基础设施投资是1万亿美元。”林毅夫想，我们可以抓住这个机会来推动中美合作，进行全球基础设施投资，“这种情况下确实要用我们的智慧找一条出路。”

林毅夫志在“用中国的东西提出一套新的理论”。

一个传奇

有人给林毅夫贴上“政府派”标签。他不生气，也不去理会别人的评价，“我知道我是按我对问题的分析和研究而提出看法的独立学者”，他的立场从未变过。林毅夫喜欢谈问题，该批判时批判，但不会为批判而批判。他推崇独立研究和思想解放，不预设立场，只就事论事。

林毅夫自觉“处在一个严峻经济的时代，不能辜负这个时代”。作为经济学家，他提倡透过现象了解本质。他的逻辑很简单，“新的理论总是来自于新的经济”，中国改革开放后的高速增长，“是人类历史上不曾有过的现象。”这足以支撑一套完整而崭新的理论体系，以中国的视角认识世界、改造世界。2011年，林毅夫提出新结构经济学构想，对经济学研究提出了挑战。

同行也在挑战他，包括朗润园里的“自家人”。林毅夫见人就谈比较优势理论，原国发院教授海闻直接站起来说，你说错了。林毅夫总是很淡定，温和地说，温和地听。他希望听到批评反对的声音，不搞一言堂，还专门开过几次研讨会。“这是纯学术讨论，不会因为他是林毅夫老师，所以我们就不说了，他也希望我们说。”姚洋说，“大家也不会争论得脸红脖子粗。”他是林毅夫的学生，国发院第三任院长。

“我觉得台湾的知识分子，像林毅夫，通常是一个君子之交的程度，不会因为一点事去争。”汪丁丁眼中的林毅夫，“没有什么竞争”，“因为比较淡定。”平静如水的外表下，林毅夫的眼神是犀利而坚定的。他充满韧劲，认定的事一定要做到。比如刚开始学电脑，由于不会使用拼音，他就给每个按键贴上标签，苦练打字。

林毅夫很少与人闲聊，他最大的乐趣就是工作。国发院副院长张佳利老说他：你活个什么劲儿，你也老了，不要以为还是当年的（小）年轻。有时在外开会，林毅夫会去游泳健身，从这头游到那头，不停地游。仿佛他所有的决断力、毅力、魄力都凝聚在了那著名的“金门一游”中。

1979年5月16日，27岁的林毅夫横渡金门海峡游到大陆。此时的他正在谋划未来。台湾地区30年间，无论是经济、社会，还是文化建设上，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而彼时的大陆依然落后穷困。“（当时大陆）真的可以学（台湾）很多东西。”国发院教授霍德明2005年从台湾来到大陆，“我来的时候台湾大部分人还不认可我这个行为，现在看大多数都可以接受了。”

林毅夫决定来大陆时改革开放刚开始，蒋介石和毛泽东先后去世又增加了不确定因素，同时中美两国正式建交。时局巨变中，林毅夫舍弃了“小我”，选择了“大我”，“贡献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他（林毅夫）对于中华文化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向往”，“而这个向往很难说是怎么造成的，或许是因为学校里边念书，或许天生基因里边就有。”霍德明说，林毅夫曾表达过台湾整体区域环境对个人发挥的限制，“选择大陆倒是要有勇气的。”霍德明分析林毅夫身上存在某种浪漫主义的想法，“我觉得这很正常，因为每个年轻人都有浪漫。”

1995年春，经济中心成立初期合影。左起张帆、易纲、林毅夫、哈佛大学教授帕金斯夫妇、海闻、余明德、张维迎

林毅夫身上，责任和周全多过浪漫。他本在台湾大学主修农业机械，一年后转到了陆军官校——台湾的黄埔军校，读了三年，又到台湾政治大学企业管理研究所读了两年MBA。当时这个MBA项目是美国密歇根大学的资助项目，全台湾最红的一个项目，就像留洋镀金一样。照理说，林毅夫的硬件资历已经很不错了。

1978年，林毅夫被分配到金门284师任马山连连长。就官阶而言，连长上面有营长，营长上面有团长、旅长。林毅夫当时的上司2月1日离任。三个月后，5月16日，林毅夫选择了这个日子。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大家都认为林毅夫被鲨鱼吃掉了。

我特别想知道当时的林毅夫怎么忍心抛下年迈的父母、年幼的儿子和身怀六甲的妻子。

林毅夫微微向沙发后背靠了靠，脸上有些红晕，不知是疲惫还是忧愁。他在犹豫，欲言又止，似乎不想回答我的问题。我不想打破沉默。有时沉默也是一种态度，更是一种共鸣。

我又确实担心林毅夫不愿意回答这样的问题。太多人直白地问他，有没有提前告诉妻子，甚至有人直接说林毅夫在那天下午先打了